雅虎今年通过30万份有效调查数据，描绘出了一幅普遍中国人眼中的中产者图谱：月收入在万元以上；开标致307或奥迪A4轿车；住明星楼盘；用IBM、三星等笔记本电脑办公；用索爱、诺基亚的高级手机等等。他们是有产者，他们一步一步向上爬，风光的物质享受背后是手停口就停式的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感。

　　社会转轨期的仇富替罪羊

　　仇富是偏狭的想法，但仇富心态在发展不均衡的中国仍有土壤。每一个富豪的倒下，都引来整个社会的“痛打落水狗”。当社会的仇富意识抬头，客观需要更多的中产者作为保持社会稳定心理的杠杆。有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超过30%，这个社会就会相对稳定；超过40%，就达到稳定期。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是一根脆弱的杠杆。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何挺曾透露，2004年全国绑架案立案3863起，绑架对象主要是比较富裕的企业家、名人以及家境富裕的中小学生。但富豪们可以请保镖，可以住进保证私密性的豪宅别墅，而中产没条件。

　　拥有产业和一定财富的中产在对被抢劫、被偷盗和成为罪犯目标的担忧中，存在对人身安全受到危害的恐惧；另一方面，他们对自身的经济地位同样具有危机感，甚至自身亦存在仇富心理。中产者需要在评估自身的安全指数中寻找对自我的认同。某天，在打开日本产的汽车车门，站在中高档公寓门口时，某个中产阶层的大脑中极可能掠过一个问题：“我比周围的人都安全吗？”

　　这种压力时时困扰着大多数中产阶层，他们企求社会能有一个比较稳妥的解决机制，现在看来还需要时间，需要整个社会民意的调适。因此，他们还要耐心等待。

　　没有房东只当租户的“有产阶级”

　　中产阶层像葛朗台重视金币般重视他们手中的房产和爱车，并认为这两样东西绝对关乎中产生活的所有权。对此，法律是否予以他们保障？由以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机动车负全责”对车主可能造成的负担，到最近房屋所有权的“70大限”的热议、《物权法》草案的公布，一次次风吹草动，触动着这些中产者敏感的神经。

　　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居住用地使用权的最高期限是70年。

　　成都大学工商管理系教师王怡说，在目前的地权制度下，不过是“每个人都暂住在中国，拥有一个共同的房东”，而这个房东就是国家。

　　2005年7月10日，《物权法》，这个我国第12部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对中产者最关心的“70大限”问题给出了一个相关答案。根据草案的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前，住房有望被原使用者续期使用。但1994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国家对于个人使用的土地有无偿收回的权力。如果不申请续期，当土地被国家收回的时候，国家只能把地上房屋一并收走，而过后对土地上的房屋是否作补偿则未作规定，物权法草案对此亦保持沉默。

　　有了好车，但碰上了交通事故可要负上比行人更大的责任；有了好房子，却要担心法律上房产权能否得到保障。在法律制度不断完善而缺陷仍然存在的现实下，多赚点“金币”才能消弭葛朗台们心中隐隐约约的不安感。

　　利益集团霸王条款的受害者

　　1960年，科斯写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他从整个国民经济出发，把社会成本定义为“一切涉及社会个别成员和集团的负担、损失、痛苦、牺牲或辛苦的现象”。额外社会成本体现在中产阶层的家庭里，最明显的是教育。教育学家杨东平认为，政府应该增加教育投入，不应将教育成本过多转移给家庭，因为这无疑增加了每个家庭额外的社会成本。

　　孩子的教育不是中产阶层唯一的额外社会成本。中产阶层不少人都经历过部分权力部门行政垄断、权力寻租或非法行为的侵害。有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通过“走后门”来获得某些机会与方便，通过非正当的途径来获得发展的机会。由于社会体制上的漏洞或行政上的监督不力，造成了他们在办一件事情的时候，必须在程序之外，付出更多额外的社会成本。尽管他们可能由此获得财富，但部分额外社会成本也对他们得到的财富进行了消解。除此之外，在中产阶层的生活中，一些不合理的汽车路桥费、房产交易中的霸王条款、旅游过程中的合同陷阱，由于一些部门和单位的违规操作，额外的社会成本很容易落在他们头上。要知道，这些落在中国中产阶层肩膀上的额外负担，或许数额不多，但分量可是一点都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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