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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4月7日开始，建设银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路演。与5个月前的那次路演不同的是，此次是向投资者汇报2005年经营业绩。董事长郭树清和行长常振明分别带队，赴全球各地对部分重要的国际投资者进行一对一业绩路演。路演是按香港上市公司的惯例进行的，在持续近两周时间的路演中，投资者对建行业绩表示满意。就在路演开始之即，郭树清在香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建行刚刚发布了2005年年报，最让您满意和最不尽如人意的都是哪些数据？

　　郭树清：我对所有的数据都满意。但是，建行离国际一流银行还有相当差距，比如在理念、人才、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上。建行有30多万员工，人力资源格局有待调整，我们的知识结构和人力资源配置结构需要优化。在外部环境方面，中国银行业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如信用缺失、税收不平等、法律制度不完善等等。

　　记者：有没有回内地市场上市的计划？

　　郭树清：A股上市在我们上市之前也是有考虑的，由于种种原因，条件不具备，所以就在香港上市。

　　上市后，建行资本充足率比较高，近期没有融资计划。因为资本太多会造成一定闲置，这对股本回报率、盈利水平都有影响。但我们非常希望内地资本市场能够加快改革和发展。成熟的资本市场对于建设银行这样的商业银行好处很多。因为直接融资比例大了，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促进银行发展中间业务。当然在条件成熟时，我们不排除在内地资本市场上市的可能。

　　记者：我们最近也注意到建行连续和各地政府签了不少银政协议。建行签这种协议，是出于地方政府公关的目的，还是真的寻找一些贷款对象？

　　郭树清：我们不是出于跟地方政府公关的目的签这些合约的。银政合作协议实际上是市场化的做法，虽然是和地方政府合作，但我们首先是把地方政府看成一个客户，是银行与大客户的平等互利的协作，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双方也非常明确，这里面包含的项目、贷款的程序、审批的办法、对风险的管理，完全按规定运作。签的协议里，有的附了项目的名单，有的不附。但无论附还是不附，都不带指令性色彩，或绝对性承诺，还是要逐个按授信、评估、调查的程序来操作，符合条件的才发放贷款。

　　第三，签订这样的协议，除了能让银行较早接触到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使地方政府更加明确他们在发展当地经济和金融业务时，需要承担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打造诚信的城市，建设金融安全区，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建行和所有政府谈的时候几乎都涉及这个内容。

　　我们选择合作对象很慎重，只有在上述问题上和我们存在共识的地方政府才会成为建行的签约对象。政府在维护金融秩序、市场规则和法制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政府不发挥积极的作用，银行很难做好。我觉得这是双赢的合作。

　　记者：中行和工行今年也要先后上市了，会不会对建行股价有影响？

　　郭树清：我预计会有影响，但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各家银行都各有所长，而且中国金融业还比较落后，老百姓的金融服务需求还有相当一部分得不到满足，所以每一家银行都有广阔的舞台、巨大的潜力。中国的银行办不好，只能是自己打垮自己。你自己不正视自己的缺点，先进的不学，落后的不改，肯定是不行的。

　　记者：到今年底人民币业务就全面对外开放，建行的零售业务有什么优势？

　　郭树清：我们有信心把建行建设成一流的零售银行。去年我来建行后，提出“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现在全行实施得比较顺利。比起国外银行，我们的优势很多，比如我们的网点比他们多，更贴近老百姓，而且和公司客户有长期往来，因为公司业务往往和个人业务密不可分。

　　另外一个优势，我们毕竟是国有控股的大型商业银行，客户是信任我们的。但是，这并不能自然形成我们在零售业务方面的优势，还是得靠我们创新服务和产品，靠我们提供更人性化、更细致的服务，更先进、更便利的产品。

　　记者：从年报数据看，目前市场风险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郭树清：市场风险，一个是利率的变化，还有一个是汇率的波动。当然，还有行业产能过剩、行业供求的变化，国际上原材料价格的变化等。目前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适应利率市场化和汇率的波动。

　　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在存款、贷款方面，安排合理的利率政策。从去年开始建行对小额账户除了收取管理费以外，还把利率降到了最低。以后存款产品可以分得更细一点，利率差别更大一点，贷款也要进行差别化的风险定价。汇率方面，对国家注资、上市筹资都安排了期权和互换，但是还有一部分自有外汇找不到对冲工具。

　　我们还要发展中间业务产品，特别是风险比较大、客户又有偏好的产品。比如房地产，我们可以设想发展一个基金，从中赚取稳定的手续费。很多民营企业和个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很多，我觉得，只要企业和个人的信息是真实的，有抵押，有担保，就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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