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种药品把特别的包装或者口味作为主要的广告诉求时，背后的潜台词是：它在疗效上也许并无特别之处。“这是典型的仿制药的特征。”波士顿咨询公司高级经理李敏说，中国的制药公司大部分没有自己的发明，“它们卖药就像卖大众消费品一样”。

　　印度的情况比较类似。它的目标就是“世界上的仿制药生意，全部由印度的几家大公司来做”——以前是在美国和以色列。印度现在的目标不是研发，而是专门做仿制药。这对某些中国公司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印度在化学方面比较强，动手也比我们早了好几年”。

　　而那些视研发为生命线的跨国制药公司，却开始到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寻找创新的动力。“这些跨国公司以研发为主。它会花很多精力去研发新药，然后再到市场上去卖”。它们始终在不停地计划着，“今天我能推出什么新药”。

　　波士顿咨询公司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正在试图揭开这些跨国公司的秘密。而此时，它们的中国同行还在两条道路之间犹疑。

　　起势

　　2004年，EIU对全球各行业内104位资深高管人员的一次调查表明：中国正在逐步成为各国本土以外最受青睐的全球研发地。在被问及“未来几年，贵公司计划在哪一个国家投入最多的研发资金（不包括贵公司本国的国内市场）”时，这些高管给予了中国最多的肯定——39票，而第二位的美国和第三位的印度分别获得了29票和28票。

　　还有另外的、更为直观的数据。1998年到2003年的6年间，跨国公司在中国成立的新实验室为124个，而1997年之前的11年间，这个数字仅仅为29个。如今，在中国，至少有180个研发中心是由跨国公司运作的。

　　而中国制药研发的增长速度始终高于研发的整体水平。1999年中国的制药研发投资为1.12亿美元，2003年则为3.34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31％。研发活动因此而日益活跃。制药行业的专利申请由1999年的283项，增长至2003年的1305项，平均年增长率为47％。

　　在此当中，跨国制药公司是一个重要的力量。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20家全球最大的制药公司中，至少有18家已经把在中国涉足化学研发项目。

　　动力

　　在解释跨国制药公司到中国研发的目的时，李敏首先提到的是“接近市场”。

　　“最重要的是要看到中国的市场优势。中国作为一个医药市场，太重要了。虽然现在比较小，但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五大的制药市场。”作为佐证，李敏指出，跨国制药公司在中国的收入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创新药物是中国医药市场增长最快的一类。

　　“那些走在前列的公司认为，中国今后的潜力很大，我们现在开始动手，就可以建立一些优势；那些保守的公司则认为，中国还差得很远，专利保护不够，人才不足，这是最保守的人首先要顾虑的。”

　　但即使是这两点，情况也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

　　2004年10月，罗氏制药投资1100万美元在上海建立的研发中心投入运营。罗氏全球CEOFranzHumer表示，“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是罗氏的一个重大战略选择。中国经济的良好态势、潜力巨大的市场、对知识产权的日益尊重、高层次研发人员的涌现、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坚定了罗氏在中国长期发展的信心。”

　　在罗氏研发中心所在的上海张江，地方政府除了提供了世界级的基础设施——电信、电力以及能源系统——外，还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国公司进行研发投资。包括：研发设备免征进口关税，研发技术转移免征商业税，以及，创新药物享受高于政府标准的利润率，等等。

　　“不管是国家政府还是当地政府，对研发都非常重视。所以，如果你要到这里做一些事情，或者是把它外包给中国公司，相比那些什么也没有做的公司，他们是会更喜欢你的。”李敏认为，保持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同样是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研发的一个巨大动力。

　　而在人才方面，李敏甚至觉得，中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优势。

　　“你到国外的制药厂去看一看，30％－40％的人都是中国人。”“中国1980年代、1990年代很多人出去学化学、生物。”“过去的15年当中，一共出去70万留学生，现在，其中的25％已经回来了。制药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李敏看来，中国的制药人才分两部分：一是国内基数极大的本科生、研究生，第二个是海归。“海归的重要性在于，它把国外先进的技术知识带回来了。他们成为研发团队的主导——博士学位以上的、有多年的经验，然后，再把经验教给下面的这些人。”

　　此外，中国所独有的一些资源，对一些公司也有特别的吸引力。“好几家公司已经看准了。比如诺华，他们准备把中国的中药应用于现代医药。”

　　李敏解释说，“国外公司在医药研发上的最大的挑战在于，新药出来得越来越慢了，研发到最后，甚至可能出不来东西”，“而中药是一个新的市场，一个很独特的东西，一个新的研究的方向”，“它们在药品的产业化和标准化方面有很成熟的经验，套用在中药上，可以实现改良”。

　　路径

　　中国市场越来越大的吸引力，正在改变跨国制药公司“中国研发”的路径。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赞助或参与本地研究机构或大学的研究项目”为内容的“研究合作”，是主要形式；2000年到2001年，国外制药公司开始“把部分研发价值链外包给中国的第三方服务供应商”；2002年，美国礼来制药公司与上海开拓者化学研究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独家合作协议，开创了“独家合作关系”；2004年以后，进入“资本投资”时代，包括诺和诺德和罗氏在内的跨国制药公司开始“通过全资或合资的形式建设研发中心”。据悉，诺华也在考虑之中。

　　在每一种路径的背后，是跨国制药公司的价值判断。

　　在研究合作阶段，跨国公司看中的是中国本土机构的独特资源，Servier公司研发负责人LaurentPerret博士说，“只有中国人拥有系统的、传承了2000年－3000年的传统医药学”；而外包的好处则是，“能够不影响质量，能提高化学项目的效率并降低成本”；到2002年，礼来公司在评论“独家合作关系”时，口风立转，“节约成本不应成为跨国企业飘洋过海到中国进行研究活动的主要驱动力”；而直接投资中国研发的罗氏则更为开放，“在那种文化中，实现双赢是一个重要的理念。他们（中国政府）认识到未来研发的重要性”。

　　挑战

　　在从生物研究、化学研究、临床前到临床的整个研发价值链上，都有跨国公司在寻求机会。

　　“其中，临床开发能力已经初具规模，组织复杂程度较低的化学项目存在很多机会；在生物科技／生命科学方面取得的某些成果还有待进一步的检测和追踪；而比较落后的是临床前服务，药物靶点的筛选和确认以及验证技巧。”

　　当然，知识产权问题仍然“令很多跨国公司不敢把更多的研发工作放在中国”：“对于临床前和临床开发，法规造成了诸多障碍”，如漫长复杂的审批流程；人才库的质量还需要不断提高。

　　但在波士顿咨询公司看来，这些“在中国进行研发活动面临的挑战”是“可以化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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